【实录】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项目合作 —— 億方公益沙龙第七期【9月】
★ 时间：2017年9月23日
★ 坐标：深圳大学后海校区
★ 主讲：赖伟军[菁莪一期伙伴、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助理教授，深圳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 参会嘉宾：李文荟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罗文恩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李北伟 [億方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吕宗恕 [南方周末]、徐宇珊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荆攀 [为中国而教]、王相宜 [深圳青鹰梦工场]、汪婷 [菁莪一期伙伴、埃森哲咨询/ABC公益研究院]等30几位公益伙伴。
—— 本期沙龙主讲人：赖伟军 ——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关于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项目资助关系的话题。有关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在项目资助开展过程的互动关系，一直以来是公益行业内部长期探讨并充满争议的话题。在进入正式的讨论之前，首先对中国公益基金会的发展历程及相关背景进行简要介绍。下面图表数据来源于基金会中心网，呈现了1981年至2015年中国基金会数量变化情况：
图1 中国基金会数量变化情况（1981-2015）
1981年全国妇联成立中国第一家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1981-1987年间，整个基金会行业数量增长缓慢，只有70家基金会，平均每年增长10家左右。1988年中国出台第一个《基金会管理办法》，90年代基金会数量出现了增长，这背后的发展动力是政府机构，如1989年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大型国字头基金会，以及中央层面的示范带动效应而成立的省级教育基金会、青少年领域的基金会等。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基金会行业的主管机构，出台《关于加强基金会管理的规定》，对基金会出现的不规范投资、摊派等乱象集中治理，其后基金会增幅又有所下降。1999年基金会管理交由民政部负责，为了释放更多民间的公益慈善资源，民政部在长期研讨基础上出台《基金会管理条例》，首次提出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的区别，基金会数量出现迅猛增长，其中主要增长点就是非公募基金会。（见图1）
根据基金会工作方式的不同，可以将基金会分为资助型基金会和操作型基金会。从字面理解，资助型即通过资助其他机构以实现本机构的目标和宗旨，操作型基金会即有执行项目的全职团队，通过项目实现组织的目标、愿景和宗旨。然而，在我看来，国外和国内对资助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中国仍有其独特性，我认为中国当前公益行业关于资助型基金会的理解是以支持非营利组织及公益行业发展为导向的公益基金会。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前，中国的公益基金会多由政府主办，其明显特征即项目操作和执行都是通过政府行政系统开展的，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运行体制，因而项目无法向外围其他民间的非营利组织开放。由此导致中国非营利组织早期发展多是由境外的资源支持。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为中国民间背景的公益基金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民间基金会可以不受政府行政体系的束缚和约束，自由选择开展活动的领域、合作伙伴等，为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机会提供了可能。2006-2007年中国本土的资助型基金会逐渐发展，南都基金会、千禾社区基金会等一批资助型基金会的出现，形成了国内资助型基金会群体。
从资助方式看，基金会资助非营利组织可以分为两种：机构资助/组织资助、项目资助。机构资助/组织资助（General
Operating Grants），即支持非营利组织的机构运营和发展的经费，更多侧重非营利组织机构的发展与成长。项目资助（Project Grants），即支持非营利组织开展具体的公益项目，以项目合作为主要形式。整体而言，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间这种资助关系矛盾主要是出现在项目资助关系中。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正题，我们先以一段话引入今天的议题：
这是2015年9月19日第四届深圳慈展会时，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李海秘书长在沙龙分享时讲的一段话。从中可以发现，基金会人员已经意识到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并不是很和谐，非营利组织的伙伴好像也并不很喜欢基金会的人。
事实上，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项目合作关系问题从双方开始进入资助关系之初就已经出现。2009年5月和6月《公益时报》连发两篇关于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困境问题的报道，2010年北京万通基金会和北京“社区参与行动”发生项目合作纠纷。为此，万通基金会秘书处专门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讨论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之间如何合作共赢。自2010年，环保行动者冯永峰对中国国内基金会的资助写了一系列批评文章。2013年，万科基金会与上海“禾邻社”在合作过程中发生违约纠纷。2014年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与广州“灯塔计划”合作当同样出现纠纷，“灯塔计划”的网络发文以示声讨、抗议，引起行业共鸣。2013年，北京五家民间公益机构联合发起“中国基金会评价榜”，倡导建立更良性的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关系。通过上述系列案例，可以发现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合作关系问题的普遍性。下面我们共同探讨产生这种合作关系问题的原因。
二、Topic1：合作关系问题的形式及产生的原因？
1、发言与反馈
【 李文荟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关键词 “迎合”
按参与程度，我认为基金会资助大致分为三类：不限定型资助、半规定型资助和规定型资助。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的项目目前主要集中在“不限定型”到“半规定型”频谱之间。对于“不限定型资助”，例如在基金会四个定点扶贫县，会根据当地社会问题及需求引入教育、社区发展等领域的优秀项目模式，对于项目内容，只要聚焦当地需求、项目设计合理，我们并不做其他过多要求。
对于半规定型资助计划，我们会有自己的资助理念、申请条件等，期间就遇到申请机构主动“迎合”的情况，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资源依赖所导致的。
【 罗文恩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关键词“价值差异”、“信息不对称”
从学术角度看，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是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基金会是委托方，非营利组织是代理方。双方关系有两个方面：目的是否一致、信息是否对称。在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价值不一致的情况下，会导致矛盾的产生；同时，当基金会对非营利组织并不充分了解，非营利组织也不清楚基金会的真实目标时，这种信息不对称也可能使合作关系产生问题。
【主讲反馈】这是一个很好的理论解释框架，在委托代理中分为不同情况进行讨论。
【 吕宗恕 南方周末 】——关键词“权力”、“价值”、“规范性”
在当前情况下，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地位不相等，由此造成权力差异。非营利组织是申请项目的乙方；基金会是审批项目的甲方，项目是否符合要求、是否通过审核，完全由甲方做主，乙方没有辩解机会。对于哪些项目符合基金会的最终意愿，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因此无论申请书写得如何优秀，如果没有进入基金会的逻辑体系中，就很难获得资助。在这种权力、地位不一致的情况下，非营利组织处于弱势，难以对资助结果产生影响。
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会因最终目标、价值观不同而产生矛盾。如从项目周期角度看，非营利组织基于社会效应最大化角度，可能会将项目执行长达半年或一年，而基金会从资助的效能或效率层面出发，并不希望周期过长导致效果无法在短期呈现，影响KPI考核等。
此外，规范性也是双方合作矛盾的重要因素。在基金会看来，非营利组织是不专业的，无论项目设计、执行还是评估，都缺乏规范性。这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对于非营利组织形成巨大压力，而基金会拥有资源、资金，也会想当然认为自己非常优秀。在资源分配过程中，由于缺乏专业性和规范性，对话的语气和环境会有所不同，进而产生矛盾。
【主讲反馈】在规范性中，也涉及权力和价值的影响，处于资源优势位置的基金会会以不同视角看待非营利组织，从而认为非营利组织缺乏处理复杂问题的规范能力。
【 基层政府代表 1 】
我认为可以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关系比喻为家长与孩子的关系：家长非常希望将孩子培养为有前途的青年，因此当孩子向家长要钱去做有意义的事情时，家长会考虑孩子本身的情况，如果孩子自律性强并且一直表现优秀，家长就可以放心给孩子钱让他做想做的事情；如果孩子在某些方面仍不成熟，那在资金使用过程中，家长会做一定的指导。当强势家长遇到叛逆孩子，矛盾就发生了。此外，如果遇到欺骗的孩子，虚构项目或挪用项目资金，一旦基金会监管缺位，就容易产生纠纷。
【主讲反馈】在这个例子中，隐含基金会工作人员教育非营利组织人员的背景，这背后其实也是两者处于不平等地位的观点。
2、延伸讨论
【 徐宇珊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
目前非营利组织资金来源除资助型基金会，还包括政府资助。将议题延伸，讨论资助型基金会、政府公益项目资助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对比差异。非营利组织在与基金会合作中有大量问题产生，或许在接受政府公益项目资助时，也会有没表达出的问题。
【主讲反馈】政府公益资金中，购买服务和项目资助并未做有效区分。例如公益创投资金，我认为是一种变相的购买服务。
【 非营利组织代表A 】——关键词“条框限制”、“政府主导”
我们机构在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时，会遇到各种条条框框，对接的政府官员没有决策权并且不能将更高层的意思有效传达，会导致项目方案和目标迟迟无法确定。另外，在合作关系中政府有很强的主导性，非营利组织仍只是服务性的角色，按照政府的意志开展服务。
【 基层政府代表2 】——关键词“急躁”、“需求错位”
从政府层面看，对非营利组织的资助存在急躁性。政府希望在短时间内或每届领导任期内看到资助非营利组织产生的效果或回报。因此，现实中并不是每家机构都能得到政府的资助，尤其是规模小、影响力小的非营利组织，在获取政府资源方面是处于弱势的。
其次，政府在审核申请方的资格时也相对严格，如申请机构要具备一定的资质、业务范围并且有一定的影响力等，这就导致有能力实现项目目标的机构没有申请政府资助的资格；进入政府资助申请视野的机构并不一定全部具备实现项目目标的能力，进而造成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不信任。这种双方供需之间的错位，一方面造成公益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也影响双方信任关系的建立。
【 基层政府代表3 】——关键词“专业性”
在政府资助中，每个项目都有其具体目标，在选择非营利组织时也是综合考量的结果。然而非营利组织并非专门执行当前政府项目，大多同时开展其他多个项目。这就导致其可能在政府资助的项目中专业性弱，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进而造成项目没有延续性，难以持续获得政府资助；而非营利组织则不得不重新寻找资助方。
【 荆攀 为中国而教 】
在美国非营利组织中，大量资金来源于政府资助，主要用于采购成熟性的社会服务项目；基金会则主要支持公益创新类的项目、扶持发展性课题。在政府采购中，双方会存在甲、乙方关系，即政府指定标准与目标，非营利组织按照既定合同执行项目，达成社会效果。基金会资助则会有多方面的期待，会关注项目的创新点、未来的发展方向等。
3、主讲总结
感谢大家分享，接下来呈现的是我田野调研中，基金会、非营利组织对“合作关系问题的形式及产生的原因”的观点：
原因一：组织权力关系——由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之间资源依赖关系而导致的资助关系双方权力不平等。
（1）来自非营利组织的声音：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我觉得是因为没有办法建立起有效对话，很多时候出钱的没有意识到其实他的权力关系是不对等的，他有更多话语权，所以没有办法建立起真正平等的对话。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家基金会，典型的一种姿态就是我比你有经验，我是通过项目资助这个方式来教你怎么去操作。……比如他们秘书长也很忙，有时候我想跟他谈两句，毕竟这几年我们还是有不少项目合作，但是每次见面他都是找一个中层跟我谈，然后他讲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然后每一次都是说不好意思我很忙，说完就走了，就一年大概见两三次，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资料来源：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主讲点评】这家访谈的非营利组织与合作的基金会已有连续几年的长期项目合作，上述表达相对温和，仍可以看出该组织是无法与基金会建立真正平等的对话的。
“我跟你讲，基金会对我们就像对狗一样的，就是基金会它可以怎么样对待我们呢？我给你讲个案例啊，我们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去，找专门的人给我们介绍了一家北京的基金会，然后我们机构三个人大老远跑到北京，他们基金会秘书长总共就见了我们五分钟，我话都没说完，基金会秘书长伸个手出来说我就说两点，……就没啦。然后就说我们还有事，连见面、寒暄、落座，全部弄完，五分钟，就五分钟啊。”
资料来源：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主讲点评】这段谈话相对激烈，同样可以从中看到权力的不平等关系与资源依赖因素。
“中国的基金会或者说宣称能够资助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基金会不少，但这些基金会都像官佬爷一样爱摆谱，都像官佬爷一样对‘主管领域’毫不知情，都像官佬爷一样轻蔑地看着社会上最优秀的环保人士。他们坐在办公室里，靠打电话了解情况，靠邮件来往沟通思路，强迫申请机构按照自己肤浅的理解去修改工作方案……。”
资料来源：《中国的有钱人如何做环保》冯永峰，2010
【主讲点评】在这段文字中，作者冯永峰以“官佬爷”作比喻，通过公开表达的方式表达对基金会的不满。
“资助方与受资助方之间的权力关系显而易见，然而今天行业中的主流话语绝不是在帮助我们识别、反思这种权力关系，更不会试图从任何程度上去削减这种权力关系对我们的工作和整个行业的负面影响。恰恰相反，今天的主流话语和行业惯例，绞尽了一切脑汁、用尽了一切办法去掩盖这种权力关系，并且将这种权力关系中充满霸权和压迫的一面加以合理化，并试图以此为圭臬，规训整个行业。”
资料来源：网络文章
（2）来自基金会组织的声音：
“你可以看一下《草根慈善》那本书，它里边揭示得非常清楚，就是即使你心里边想再平等，但是你手里有钱你也就平等不了。因为钱就是权力，资本就是权力，资本在向权力转换过程当中它总是不平等的。……资助者跟被资助者永远都是对立的，老板跟员工哪有朋友关系呀，一个想少给一个想多拿，这是项目资助里面一个特别大的弊病。”
资料来源：腾讯基金会秘书长窦瑞刚在2010年第二届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的讲话。
【主讲点评】被访谈者是一位大型基金会的项目官员，他将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比作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这类比喻在项目资助领域非常常见。
“这个也正常啊，资源方都是大爷嘛，甲方确实都是很强势的。这些年很多做商业的人参与进来，有钱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然后在这个领域里面，很多机构都是要靠这些资助方来过日子的。……我自己以前也在一线机构工作过，申请一个项目弄得跟孙子一样，一些资助机构做的是什么事。……所以我们自己也在讲，我们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基金会这个平台带给你的，你离开了这个基金会谁会鸟你呀。”
【主讲点评】被访谈者是一位大型基金会的秘书长，他非常有反思能力，在谈话中提到当在基金会任职时，背负的是企业家捐赠或公众募款的资金，当离开基金会没有资源后，组织权力关系随之消失，基金会员工与非营利组织的不平等也就不存在了。
原因二：制度文化碰撞——基金会的市场理念及效率思维与非营利组织的第三部门价值之间的冲突碰撞。
目前国内资助型基金会多由企业或企业家发起，他们将企业家思维、市场思维模式带入公益领域，例如市场领域的效率思维追求快速实现目标，这必然会与第三部门实现社会目标的价值观存在冲突。
（1）来自基金会的声音：
“我想最重要还是话语系统的问题，作为企业背景的基金会来讲有它自己的话语体系。比如说我们需要看到有效性，看到你要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在哪里。最痛苦的是我看不到你的方案，和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有效的解决，是不是构成有效的解决方案。未来一定是非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竞争，你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他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对于资金提供方来讲，从两个潜在的解决方案寻求一个相对最优的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腾讯基金会秘书长窦瑞刚在2010年第二届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的讲话。
“现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中企业基金会是最多的，而企业的思维方式都是问题驱动。在企业中有一个标准语言，资源永远是有限的，我可以资助教育，也可以资助环保，但是我为什么要资助教育，为什么要资助教育中的你。我需要你告诉我你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你还必须拿出最优的、效率最高的问题解决方案，至少在我能够发现的领域，这个解决方案是逻辑自洽的、能够自圆其说的。问题是现在有多少非营利组织能够提出这样的方案？”
资料来源：腾讯基金会秘书长窦瑞刚在2013年第五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中的讲话。
【主讲点评】在两段讲话中，都是从市场领域的有效性、效率思维模式出发，表达对基金会的不满。在此，我们仅呈现客观信息，不作价值判断。
“我们看商业领域怎么评估自己的效能？第一挣钱，第二还是挣钱，第三仍然是挣钱，这是非常简单明确的一个东西。完了以后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东西，但是最核心的一定是挣钱，你的营收是多少，多少的投入产生多少利润，这是非常清晰的一个概念。回到公益行业，这么多年无论是国内的基金会还是境外的（基金会），大家谁在评估自己的效能？你怎么去考虑这个社会影响力的问题？社会影响力可以量化吗？我觉得目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一个说得过去的评估指标。”
资料来源：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主讲点评】被访谈者是一家企业家发起的基金会的秘书长，这家基金会曾尝试与合作伙伴建立一套量化的评估指标。我后来与非营利组织交流中发现，他们对这套指标并不认同，这体现了不同价值理念之间的冲突和张力。
（2）来自非营利组织的声音：
“中国草根非营利组织领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兴起以来至今已经有超过二十年的发展历史，而大多数国内资助型基金会都是在最近几年时间内才刚刚发展起来，其实真正需要能力支持和能力建设的应该是大量新成立的基金会。”
资料来源：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当基金会在指责草根非营利组织普遍能力不足的时候，那是因为任务设计的错误，其意味着整体非营利领域内部的制度性变化，从而导致对非营利组织能力要求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主讲点评】早期非营利组织发展已经适应了长期与境外资助方合作形成的一套规则和行为习惯。当大量国内资助型基金会参与其中并用市场效率、有效性标准进行衡量时，一旦没有形成共识，就容易发生价值冲突。
“国际资助方一般是先做实地调查，充分讨论，如果让草根组织开始写项目书，申请就成功了60%，国际资助方甚至会参与和帮助修改项目书，哪怕几万元的项目也要实地考察。这样前期评估做得扎实，舍得花钱，也许项目书不漂亮，但是资助方仍能发现真正有价值的项目。而国内基金会不一样，前不久中国扶贫基金会以招投标方式对灾区投放的500万资助，有的项目预算高达40-50万（最后消减了预算），扶贫基金会的做法是经过项目书的筛选，最后集中到某个地方，经过一番答辩就算过关了，这么大的项目不需要资助方亲自到项目点去实地考察。”
资料来源：《“羊奶”渐少,甘肃草根非营利组织生存趋于艰难》中国发展简报，2011
【主讲点评】在这段论述中，反映了非营利组织习惯于国际组织在项目过程中帮助他们提升能力、完善项目设计方案、发现项目价值的工作方式。
“国外机构对项目管理是很严格的。要做基线调查和需求评估，调查项目针对人群的基本状况、具体需求、项目困难和问题，然后再拟定项目计划，研究到底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在整个项目过程当中，他们会开发一套专门针对该项目的管理工具，并且配以评估机制，有些甚至是第三方独立评估。另外，极其重要的是，国际机构在项目过程中十分注重提升机构团队的能力。我们现在能够成为凉山最好的关注艾滋病的机构，能够自己开发教材，就是国际组织培训出来的。”
资料来源：《国际资助撤离后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生存抉择，公益时报，2013
【主讲点评】这段文字同样反映出境外资助方以培育第三部门发展的思维模式开展资助活动。正如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先生曾倡导，当中国本土第三部门发展初期，基金会应该以培育和扶持的姿态开展资助工作。
“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的资助关系，尽管近年来有了从无到有的飞跃，但是依然很乱，因为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对话往往还在照搬政府或企业的规矩。行业要发展好，必须有自己的规矩，规矩的制定，不能依靠大佬、权威，而是既要借鉴外来经验，更要依靠自内生长。自己的规矩尚未磨合摸索出来，这就是公益行业‘成长的烦恼’。”
资料来源：《福特基金会何进：中国公益行业的最大问题是缺“规矩”》，中国发展简报，2016
原因三：个体人际互动——基金会资助领域操作规范缺失导致的基金会项目官员与非营利组织代表之间的人际互动问题。
基金会资助的领域仍是发展早期，每家基金会的操作机制、规范都没有形成，如基金会项目官员审批角色混乱等，必然会在非营利组织与基金会人员沟通层面产生问题。
（1）来自非营利组织的声音：
“项目官员让你把项目申请书反复修改六七轮，一个项目书申请了半年，最终还是没申请下来。其实项目官员没有做决策的权力，他就说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这个再改改那个再改改，改了半年这事都没法做。……就是他觉得，这个他拿上去，在秘书处也过不了，反而秘书处会责怪他的工作有问题。尤其是在更大的场面上，那个项目官员是很紧张的。比如说在理事会或在项目审批委员会上，那些企业家在场，他要把这个项目解释清楚，那些企业家说你解释不清楚你怎么工作的，他的压力特别大。所以变成我们在帮基金会项目官员完成他的工作，但是最后项目能不能申请下来还不一定。”
资料来源：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主讲点评】这段对话反映出当基金会项目官员并没有足够决策权力，而非营利组织认为说服项目官员即可通过申请时，双方产生的矛盾。
“他们那边其实是这样子的，也不是他们上层的意见，据说是他们那边原来跟进这个项目的中层工作人员辞职了，换了另外一个她觉得这个不应该做，所以就砍掉了，据说他们秘书长过来嘛，态度还是很好的，但是中层接任的那个就态度很不好。……我觉得他们是有很大的内部撕逼的，根据我们的猜测，他们本身内部也是很不稳定。其实对基金会来说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貌似基金会的人员流动率不比我们一线机构的低，甚至还要更高。”
资料来源：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主讲点评】
基金会操作流程不规范导致其项目官员权力大小不同，对非营利组织项目申请造成一定困扰。
另外，个体人际互动还涉及专业人才的问题。基金会领域人力资源匮乏，这一问题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1969年税收改革法案引发基金会对项目工作人员的迫切需求，来自政府部门的前行政人员、来自研究机构前科研人员及来自联合劝募组织（Shakely，2003）。”1969年美国税收改革法案出台，加强私人基金会的限制，导致大量基金会为规避风向将原有项目拆包成多个小项目开展。项目增加导致对工作人员需求量激增，当时基金会工作人员来源中，仅联合劝募组织的人员有非营利组织工作经验。
在中国，根据中国发展简报2015年发布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一线项目官员调研报告（2015）》中提到，“35%的国内基金会项目官员来自于企业，37%的项目官员来自于高校。”由此可见，超过70%的基金会项目官员没有非营利组织工作经验，这就导致问题的产生。
“其实做资助这件事情挺辛苦的，有经验的项目官员也不够。现在可能好点了，慢慢地有些人了。像早期的时候，那些项目官员可糟糕了，跟民间组织在一起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不了解，那双方就开始‘打架’呗。”
资料来源：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基金会资助领域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人力积累，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当上资助官员，什么都不懂，那你去指导一群在公益行业从业十几年的一线机构负责人，你怎么去沟通，很多问题随之就产生了。”
资料来源：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主讲点评】基金会项目官员缺乏相关经验，公益资源也并不属于其本人，一旦他们拥有大量资源，动辄每年审批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项目，很容易与非营利组织产生问题。
（2）来自基金会组织的声音：
“我们就是连接项目和资金的那座桥，做一座桥并不容易，……没错，我们的名片上往往印着‘项目官员’或者‘资助官员’。但是，我们不是真的‘官员’，大多数‘资助官员’决策的权力非常有限。哪怕资助官员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不同机构讨论项目设计，哪怕资助官员是最了解非营利组织的资方代表，我们的权限只限于向理事会或者负责人推荐某一个项目。”
资料来源：一位基金会项目官员撰写的日志
“很多非营利组织的人抱怨基金会项目官员对他们的工作干预过多、指手画脚，但是基金会工作人员也有自己的苦衷啊，我们被夹在中间真的觉得好难。上面我又要跟这个老板交代，下面又要不断地去跟资助的项目伙伴打交道。因为出资人有他的要求，非营利组织的人又不一定认可，但是他拿了你的钱你又必须让他按照你的这些东西来做，就要去不断地沟通和协调。”
资料来源：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主讲点评】在我过去一年的田野调研中，访谈六位一线基金会工作人员，其中三位来开原单位。由此可见，个体人际互动的原因也一定程度导致项目官员流动性大。
3、Topic1讨论小结
对于上述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关系问题的形式及原因分析，形成如下研究框架：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分属两种组织类型，双方合作关系的动力体现在组织层面的权力关系；组织是由人构成的，组织间的合作是由每个个体具体执行的，形成个体层面的人际互动关系，一旦不协调就容易产生矛盾；同时组织又是嵌入相应的制度文化中，每个组织拥有不同场域，会出现制度、逻辑、文化层面的碰撞，产生价值冲突。
图2 组织合作关系动力分析
三、Topic 2：合作关系问题是结构性还是阶段性问题？
当探讨解决对策时，首先要思考的是双方合作关系的问题是结构性或阶段性？如果双方问题是结构性的，那即便有更长的时间推动行业发展，问题可能也很难得到改变；如果双方问题是阶段性的，可能有更快的方式推动解决方案。从上述总结的组织合作关系动力分析，解决方案可以从资源依赖和权力关系、制度文化碰撞和人际互动交流三个层面探讨。
首先，资源供给方面，如果资助资金增加足够多，是否会导致基金会竞争的局面出现，从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基金会竞争合作伙伴优秀的合作伙伴？
其次，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的文化碰撞，可以延伸为第二部门与第三部门的文化碰撞。然而，从影响力投资的角度出发，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更好地发挥社会效应，在这一过程中，能否实现第二部门和第三部门制度文化融合、冲突缓解？
第三，人才机制层面，随着行业发展和基金会资助的规范，逐步建立行业机制和人才培养体系，如中国资助者圆桌论坛、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和诸多高校的人才培养项目，相信未来公益行业在生态建构方面也将带来改善。
【 李北伟 億方公益基金会 】
我认为合作关系问题是阶段性的问题。尽管基金会发展时间要短于非营利组织，但基金会处于快速成长阶段。一方面商业组织有大量经验可以传递到公益组织中；另一方面，基金会在某一领域中审核大量项目，可以从宏观层面对项目有整体把握。
早期非营利组织以接受国际组织资助为主，价值观共鸣、完成国际组织的申请流程就可以得到资助，同时也逐渐适应了国际组织的话语体系，对于国内基金会的资助方式不适应就会产生矛盾。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这种阶段性矛盾必然会解决。尽管资本是稀缺的，但好的项目也是可以挑选资助方的，形成双方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的权力结构会发生翻转。
【 王相宜 深圳青鹰梦工场 】
当讨论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合作的问题时，需要关注的前提是资助资源是有限的，小型非营利组织在获取基金会资助方面仍处于弱势，加之基金会多倾向于项目资助而非机构资助，最终导致非营利组织以申请项目资助的名义进行组织发展，获得机构的生存。由此引发挪用项目款项、资助效果不理想等问题，最终导致双方矛盾的产生。我认为未来基金会也需要意识到，资助受益者与资助机构同等重要，在资源供给层面更倾向于机构发展的资助项目。
【 徐宇珊深圳市社科院 】
基于组织合作关系动力的三个层面，如果将视角放到国际层面，我们会有更多思考：
在制度层面上，为什么大部分的国际资助型基金会并没有与非营利组织产生价值层面的冲突？
在组织层面上，根据资源依赖理论，双方存在资助与被资助关系，也必然存在权力关系问题。当我在美国调研时，当地的社区基金会及其资助的非营利组织对此回答都是双方是平等的伙伴关系。联合之路对此回复：因为有非营利组织和他们做的事情，才使得我们可以向小额筹款人交代、汇报，我们才可以筹集更多资金，形成良性循环。当地的非营利组织也会提到资助方帮助他们成长的观点。为什么资源不平等和资源依赖在当地并不明显？
在个体层面上，通过国际对比可以发现，专业人员匮乏问题在国际社会也有答案，因此需要我们研究这是发展百年的历史积累后呈现的更加平等合作，还是在更大的制度环境下与文化、宗教所相关？
从实践层面出发，当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趋向多元化后，必然会有更大的自主性，这也符合资源依赖理论的理论框架。在实践中可以发现，当基金会在选择非营利组织时，非营利组织也在选择资助方。未来随着公募权的进一步放开，非营利组织可以通过公众筹款获得资金支持，逐渐降低对基金会和政府的依赖。当非营利组织的话语权上升时，地位不平等的现状也会随之缓解。
美国公益行业内部也有“吸纳”概念，即在基金会的资源主导性影响下非营利组织的行动和目标被基金会影响。另外，我们需要区分美国基金会行业内部不同世代和不同类型的基金会。美国资助型基金会中，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是属于较早成立的基金会，经历过长久发展演变，其治理结构的社会化程度已非常强，进而带来内部理念、价值和工作方式的变化，国内企业或企业家发起的资助型基金会大多还未达到这一条件。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网络经济兴起的企业家成立的，如盖茨基金会等，更倾向于以公益创投、企业投资的思路开展公益资助。由此可见，不同时代背景的基金会，其文化价值和理念仍存在差别。
从非营利组织资金来源的层面看，除基金会资助外，还包括政府购买服务、社会捐赠和服务收费，这也是非营利组织未来发展的方向。
【 汪婷 菁莪一期伙伴 / 埃森哲咨询 / ABC公益研究院 】
ABC公益研究院曾做过非营利组织不同筹款渠道的比较研究，2014年，个人捐赠的资金量是非常小的，但近两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加之“9.9公益日”的影响，公众捐赠比例也不断上升。基于此，非营利组织在拓宽筹资渠道方面可以考虑具有长期性的月捐方式。自然之友曾于2013年期间探讨如何充分发挥近万名会员资源，首先将会员培育为捐赠人、再从捐赠人发展为定期月捐人，现在成为机构的稳定收入。来自公众的捐赠可以确保机构的中立性，不受政府、基金会和企业的制约。
对于双方合作关系，我认为是阶段性的问题，未来可以借鉴商业领域的“财务顾问”角色，发挥连接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桥梁的作用，帮助非营利组织更好地与资助方沟通，翻译双方语言，一定程度缓解双方矛盾。
【主讲反馈】在商业领域中，被投资人需要学习如何与投资人对话；在公益领域，还有不同的声音，即非营利组织要影响资助方学习公益的话语体系。当然，从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后，市场领域管理模式植入政府乃至第三部门等多个领域，目前居于主导地位。在这样的前提下，是否要期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卡尔·波兰尼写的《大转型》中，另一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出现？这可以是我们的一个期待。
最后，我们以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洪波先生的话，结束今天的讨论：
----- 本期沙龙内容完 -----
億方公益沙龙往期回顾：
3月期 | 公益市场的“两个顾客”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4月期 | 规模化解决社会问题的意义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5月期 | 公益项目评估的两个视角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6月期 | 投资思维下的资助之道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8月期 | 商业向善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关于億方公益沙龙
億方公益沙龙是億方基金会主办的研究性沙龙活动。秉承億方公益基金会“激发民间智慧行动，创建公平美好社会”的愿景，致力于链接公益研究者与实践者，搭建公益研究输出与落地的畅通渠道。沙龙每月一期，每期由菁莪伙伴主办、公益研究与实践者参与，分享成果，交流沟通，打造公益思想的交流平台、研究的实践阵地。億方公益沙龙希望凝聚更多有识之士，共同推动公益行业与社会发展！
关于菁莪计划
“菁莪计划”是由北京億方公益基金会发起的支持公益青年行动研究人才项目，该项目倡导“知行合一，止于至善”的理念，支持具有务实、专业、前瞻的有意愿或正在做行动研究的青年人提高其研究能力，进而提升公益界的研究水平。研究者通过对某一关键社会问题进行行动研究，寻求有效解决途径，最终推动公益行业发展及社会的积极变革。
菁莪一期伙伴遴选8位成员，分别来自北京、西安、云南、香港及美国等地。在未来的三年中，菁莪一期伙伴将通过专家导师的指导，开展议题研究，进行国内外交流学习。不断开拓视野，积累经验，实现自我提升与突破，成为有积极影响的公益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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